1949年以后，竺可桢迁居北京，在那儿渡过了我方的余生。他在日志中详备地记录了我方的日常生存，从买生果到添置大件耐用消费品，简直无一遗漏。通过解读他的日志，可以使咱们对高档学问分子在新中国前二十五年的生存处境有更为考究的意志。
收入与支拨
手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寰宇东说念主大常委，竺可桢天然享有极高的工资和医疗待遇。竺可桢在1950年头的工资为1300斤小米，其后很快退换为1800斤小米，另外尚有一些援救收入。
磨灭年，在中科院系统，局长的工资定为1100－1400斤小米，编审的工资为800－1300斤小米，科员的收入则唯独240－400斤。
1950年头的时候，北京的物价波动还尽头大，因此以小米的折不二价钱来披发工资。从竺可桢的记录来看，1949年12月上旬的小米价为753元一斤（旧东说念主民币），下半月即涨为814元，50年2月升到1035元，3月络续涨为1556元，之后驱动下滑，4月下旬退换为每斤1094元，通货扩展问题徐徐得到铁心。
1949年下半年，由于物价飞涨和财政抑遏，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东说念主陈云提议了刊行折实公债以回笼货币的倡导。几经磋议，政务院于1949年12月通过《一九五○年第一期东说念主民奏凯折实公债条例》，第一期刊行1亿分公债，五年偿还，年息五厘。其中每一“分”公债，代表“上海、天津、西安、汉口、广州、重庆6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6市斤、面粉1．5市斤、白细布4市尺、煤炭16市斤的批发价钱的总额狡计”，按竺可桢的估算，这一“分”尽头于1937年的1元。
1950年1月5日，中国科学院召开大会，倾销折实公债。竺可桢于会上暗示，这次刊行公债与国民党时期不同，“(1)不硬派，由各东说念主自发，(2)折实还本，并无有物价飞扬贬值之虞。(3)不行典质卖买，如畴前银行投契步履。并引马寅初‘公债为公责，东说念主东说念主应有之义务’”。
会议本日，竺可桢我方购买了折实公债5分，每分的价钱为14055元，数量相对其他东说念主而言较少，这大致是因为那时的他手上莫得若干蕴蓄。隔了几天，竺可桢收到文教委员会送来的委员会费76.8万元（1000斤小米），他又用其中一部分购买了25分公债。
1955年之后，竺可桢一直领着5级工资，再加上手脚学部委员的100元津贴，每月薪水达400余元（1955年之后为新东说念主民币，与旧东说念主民币之比为1∶10000）。
他的工资天然也仍然随着时期而有变动。在1971年的日志本末尾，他记录说念：“从〔〕月起又发我全薪，扣房租9.31、产物2.97外实发339.89。另扣党费7.00。我将薪水1/3另贮存，这么每月尚有220元傍边。”
在1972年的日志本末尾，竺可桢又纪录了当年6月的工资，“1972年6月份我的原薪352.25元，扣房租9.39元，产物2.97元，党费7.00,实得332.89。”
这里所说的贮存1/3薪水，并非指私东说念主储蓄，而是他从1968年8月起，与另一位副院长吴有训主动减薪三分之一退回给院里，两年多累计达6000多元。这天然是为了反应那时“排除高薪制”的政事氛围，但中科院不快乐这么的举动，其后络续发以全薪。1971年起，竺可桢领到薪水后便先存起三分之一，待畴昔一次性上缴。
在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市城镇住户家庭的年度东说念主均可主宰收入还不到400元，尽头于竺可桢一个月的工资。再比较竺的家东说念主，二女儿竺宁在南京任技艺东说念主员，月薪50多，她的丈夫那时是南京市轻工业局负责东说念主，工资为130元。如与同期代的学东说念主比较，梁漱溟手脚专职的寰宇政协委员，工资在260元傍边。几方对照，便可约莫了解他的薪资之高。
不外比起30年代来，竺可桢的本色收入是不升反降的。1955年3月23日，他记录了中科院东说念主事地方发的一个对于比较不同期期筹办职工资的文献：
竺可桢在1936年担任浙江大学校永劫的工资即达600余元，而他在中科院通常领着最高一级的薪水。从这份表格中可见，如以面粉为基准价钱狡计购买力，竺可桢在1955年的收入尚不到1937年时的四分之一。即便按折算后的东说念主民币狡计，他的工资也只略高于1936年的一半。
工资以外，竺可桢还有稿费可领。他在1949年以后发表的著述未几，留住的稿费记录也有限。1949年11月9日，《科学民众》向竺可桢支付稿费2.5万元，因他于10月在该刊上发表了《说台风》一文。
1950年2月23日，竺可桢从《东说念主民日报》收得稿费3.2万元，所付的应该是他2月16日发表的《对于中苏矍铄友好同盟合作协议的感念》。该文唯独寥寥几行，尚不足500字。
1950年7月，竺可桢在《新汲引》杂志上发表了《覆按东北以后的瞻望》一文，约1000余字，后得稿费3.7万元。1952年头，他为《东说念主民日报》撰写了《中国古代在天体裁上的伟大孝敬》一文，取得稿费80万元，为他“猜想所不足之大”。
竺可桢所得的最为推进的一份稿费，来自于他在1951年打听民主德国期间，为《逐日驳斥》（TäglicheRundschau）所写的“TheAchievementinNewChina”一文。《竺可桢全集》未收该文，从题目和时期看，主要内容大致就是基于他在1950年所写的“ScienceinNewChina”。
竺于6月22日交稿，25日即收到400马克润资。竺可桢借此在东柏林猖狂采购了一番：为幼女竺松置两件夏装，一件羊毛衫，为内助也买了一件夏装，总共306马克。
在支拨方面，竺家除了基本的生存用度如房租、水电、食物，以及购书、看病所需以外，其他开销并未几，有增无已，家中存有一笔可不雅的储蓄。
在1950年代末的抑遏时期，竺可桢一家的待遇诚然也有所缩短，但尚可支吾一般生存。1959年11月，竺可桢在日志中记录说念：
食粮咱们一家每东说念主28斤，但我和允敏吃〈到〉〔得〕少，可自报减至27斤和24斤，裕如，供应庸碌一半细粮，各月情形不同。油每东说念主月八两〔16两为1斤〕,我护理加五两，并可另购一斤半(价三倍)。花生油价六角，买1.80。糖每月半斤白、半斤红。肉每东说念主一月四两，即年三斤，月作二次买。但从八月起，科学院优待高档筹办东说念主员，月再给肉三至四斤半，分三次。此外月有蛋20枚、鸡一只。
本年物价沉稳，机米一角多，小站米二角，猪肉九角，鸡蛋九角一斤，暗盘每个一角五，花生油6.0角，白糖七角一斤，布每东说念主一丈六尺。
竺可桢所说的每东说念主28斤粮，半斤油等供应，是那时北京市民的基本待遇，但另外的每月三四斤肉，则确乎是中国科学院的“优待”，因为北京其他高校的教悔似乎并莫得得到这么的克己。
尽管身居高位，竺家的供给在今天看来也只能说很一般，尤其到了“文革”时期，干部待遇一律取消，他也不得不关爱起柴米油盐来。1970年1月23日，竺可桢得知女儿让同学寄20斤大米到北京，很不烦闷，认为“这是一定要受东说念主月旦，而咱们亦然应月旦我方。能够吃到细粮仍是不易，而为什么要吃好的米呢?”
如想在菜市场买到家禽，难度就更大了。1973年1月19日，竺的半子黄峰凌晨5点便去东单市场购鸡，但本日根底无鸡可售。隔了一天，黄峰又一大早到东单市场，这次运道地买到了一只杀好的母鸡，传闻是因为那天有外宾来参不雅市场。
在那时，就连一些极圣洁的小商品也庇荫易取得。1972年头，竺可桢的女儿竺宁在湖南买不到衣扣，向家里求援，母亲陈汲托童第周的内助叶毓芬购买，但一时买不到。叶毓芬便将我方大衣上的扣子先剪下来，由童第周交给竺可桢。竺可桢合计不好风趣而要退回，童却坚执不收。
天然比之其他共事来，竺家的生存要求照旧要好上好多。他的至友杨钟健在1966年之后受到冲击，工资停发，唯独少许生存费（良伴两东说念主32元每月），入不敷出。据杨其后所忆，竺可桢的夫东说念主陈汲黝黑搭救他家，匡助他们渡过了难关。
竺可桢是不喜应酬之东说念主，晚年更是如斯。公事举止或缺陷节日时，他亦会小酌几杯，但经常稍饮即醉，酒量尽头一般。他并不嗜烟，1949年8月3日在哈尔滨覆按时有购烟（17000元）的纪录，1950年的进出表中，1月12日又记有购前门烟草两包（3600元），但仅此几例，可能是为出席举止或一又友而准备。
除了念书和畅通以外，竺可桢莫得什么零碎的失业爱好。1963年8月，竺可桢一家赴青岛放假，期间他与冯德培（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配偶等东说念主沿途打了几次麻将，又与子女等沿途打桥牌，在他而言是稀有的失业时光。8月8日，竺可桢记录说念，“晚打麻将四圈，我未能奏凯一次，是以输了二个底”，似乎近于入门水平。
除了公事宴集以外，稀有他主动露面宴客的记录，亦很少约上九故十亲出去下馆子，与顾颉刚、宋云彬这类文东说念主学者大不调换。晚年的一个例外是，1972年6月，竺可桢的亲家黄廷桢配偶到北京旅游，他露面在和平宾馆宴客一聚，菜单上包括了海参、鲥鱼和大虾等。过后他赞叹说念，“迎接得很好”，一席共破耗34.6元。
1969年以后，竺可桢有几次长住病院的记录，诊疗费由公家报销，但个东说念主仍需支付膳食费。1973年2月5日至3月7日，他入院一个月，每天的用度为半斤粮票加两元膳费。他最长的一次入院记录是1973年10月2日至74年1月17日，总共107天，按上一次入院的圭臬狡计，大纲目花200多元钱。这对他家来说，尚不算太重的背负。
生老病死
在居住方面，1949年11月29日，竺可桢搬到北眉月巷子三号（原北平筹办院总办公厅），与陶孟和、涂长望两家同住。他住在西院小屋，涂家住西院偏厢，陶家则住东院南房。尔后直到他过世，竺可桢一家王人居于此处。
竺可桢搬入后，院子仍不绝有东说念主家住进来。1949年底，中科院编译局局长杨钟健到北京，住于该院的北院。算下来，这里仍是住有五六户东说念主家了。因嫌院子太挤，涂长望于1950年2月搬至景山东街三眼井（横栅栏）二号。到1960年代中期，该院还住有郭佩珊（中科院物理筹办所副长处）、尹赞勋（中科院地学部主任）、郁文（中科院副书记长）各家。
北眉月巷子位至今东城区景山街说念，处景猴子园以北，往西数百米就是北海公园，离中国科学院院部办公所在地（文津街三号）也不远。顾名念念义，该巷子即呈眉月型，与慈慧巷子、安乐堂巷子等连续，隔壁还有南眉月巷子、帘子库巷子、东祥瑞巷子等，其后院子的大门开到了地安门东大街处，门招牌也相应退换为地安门东大街84号。
竺可桢经常从家中走路至办公地，全程不外20余分钟。据竺所言，那时该套院子乃中科院向房东租得，房钱每月1400斤小米。其后此屋归中科院扫数，竺可桢也一直向中科院缴交房租，一驱动为每月168斤小米，在工资中平直扣除，其后沉稳为每月9元多，另付产物费每月近3元。
1966年8月，竺家反应“排除赔本”的大叫，将一部分产物上交给中科院办公厅，计有地毯两张，沙发五张，以及石涛弟子程鸣在雍正五年所画的斗鸡图等。
竺可桢所租的屋子大致有八九间，室内面积在80正常傍边，在那时来说是尽头可以的。（竺可桢全集》18，561）1951年，由中国科学院出资，对该院进行大修。此过其后在“三反”畅通中还受到了月旦，认为是铺排张扬之举。
1967年10月，竺可桢把柄中科院办公东说念主员的要求退掉了几间房，房租也相应减为4.15元。（《竺可桢全集》18，701）腾退之后，大院不绝搬入了十几户东说念主家，居住环境天然差了许多。
日常衣服方面，竺可桢在学术会议上以着西装为主，1949年以前也穿传统中装。1936年5月，手脚新任浙大校长，为了插足学校的记挂周举止，他有益去杭州保佑坊元泰绸布庄，订了夹袍和马褂（两件共19元余）。
赴外插足举止或季节变化时，竺可桢会订作念相应的衣服。1951年4月，竺可桢要赴苏联及民主德国打听，当月他即去裁缝店订制大衣、西装和制服。
1959年7月8日，竺可桢至八面槽（今王府井大街旁）的凡尔登服装店订作念了一件派立许（即派立司）面料的夏装，价钱84元。1964年12月7日，竺可桢又至王府井的雷蒙裁缝铺作念大衣。雷蒙是1950年代从上海迁至北京的红帮服装店之一，其裁缝也大多是宁波东说念主。
1949年之后，竺可桢出席安妥举止频繁穿中山装，但涉外时偶然仍旧西装革履。1966年9月16日，因为要赴罗马尼亚插足罗马尼亚科学院建立100周年大会，他去王府井98号北京市友谊公司定作念了华达呢面料的深蓝色冬季制服一套，共131.46元，还买了一个小皮箱（36元）。据竺可桢在日志中所作念的注，那时中科院规定出洋可以给110元的衣装费，此外套服一套，如院出钱则衣服归院。另外他又买了衬衫一件，内衣一套，以及手套、手巾、袜子等，共36.66元。这是竺可桢临了一次出洋，诚然那时“文革”仍是爆发，红卫兵对路上穿西装皮鞋者也要进行干预，但他仍然尽头嗜好这次出行，在置装上费了一番心念念。
在那时而言，出席外事举止着何种服装仍是成为一个政事问题，也需陈诉酬酢部门。从合影像片看，竺可桢打听罗马尼亚期间穿的是中山装，但这赫然并非他订作念的那一件。
纵不雅竺可桢的日志，他对我方一家的生存采购记录甚少，这主淌若因为1949年以前，此类事务多由家东说念主或佣东说念主来处理，是以并不明晰平时他在家的具体饮食民俗。
1949年之后，世风大变，竺可桢家不再有佣东说念主，但以他的行政品级，配备了警卫和司机，还有书记匡助处理日常事务，生存比起民国时期来可以说更为风光。
1966年以后，此等“老爷”之风一律摈除。竺可桢诚然苍老老衰，也不得不外出买些生存用品。挤公交车对他这般体格情景的东说念主来说，是个不小的背负。
1967年12月23日，竺可桢乘三路公交车至王府井，在工农兵物品店（即义利面包店）吃了一杯酸牛奶，买了面包，再坐公交车回家。
“义利”的前身是上海义利食物有限公司，1950年冬迁至北京，后附庸于国有轻工业局。隆盛时期，义利在北京的市场占有率达60%以上。从竺可桢的日志中可看到，他晚年常去王府井的义利买面包，偶然路经义利还会买杯冰激凌尝尝。
1968年8月24日，他坐公交车去面包铺买了三个白面包，又买了些香果、海棠。白面包三个价钱为0.75元再加一斤半粮票。
12月2日下昼，他去地安门买生果。“近来柿子见绝迹，梨也多逾期，唯独苹果和橘子。有越南橘子，外貌欠安，色淡黄，传闻不酸。另有一种黑枣，小如罗汉豆，外表似南边黑枣，但内核偶然多至五六粒，大多一二粒，也有无核的，味类柿子。”
由于良伴两东说念主均已苍老，外出也会碰到抑遏。1969年8月9日早上，竺可桢至东华门外宣布店唱片门市部购唱片，恰逢大雨，街上水深，令他鞋袜尽湿，费了一番力气，总算走到东华门三路〔车〕汽车站，回到家仍是10点40分。内助陈汲则是去崇文门买面包，通常遇阻，11点以后才回家。
竺可桢住进北眉月巷子三号以后，伙食由院里经管，用度一驱动为每天5斤小米。1966年之后，这类待遇也告取消，竺可桢的日志中驱动有了购物和买菜的相应记录。
从竺可桢有限的购物和饮食纪录看，他们家的早餐兼容中西，偶然是面包加芝麻酱，但也包括登第的粥或稀饭，偶尔也有喝咖啡的记录。如1971年2月11日，他一早起床，“漱洗后饮了一杯牛奶，两单方面包，半碗稀饭，又睡。”1971年2月21日则是“早餐只吃稀饭和两块小面包，到十点饮一杯牛奶”。
居家晚餐方面，竺可桢留住的记录更少，据他身边勤务兵的回忆，似乎以素食为主。1971年8月14日，竺可桢的侄孙竺乃飞比及竺家晚餐，他们预先莫得准备，幸亏上昼去北京病院时，“出来执政阳门市场一瞥，买了一条胖头鱼，饭菜可以强迫支吾。不外天气如斯热，允敏（即内助陈汲）一东说念主忙厨房简直够苦的”。这么看来，竺家在饮食方面基本照旧家常简餐。
1971年2月，竺可桢与其妻有计划，准备雇用一位保姆。他但愿家中有东说念主拖地板、扫地、送信，买生果、面包，那时这一切多由陈汲负责，对65岁的老年东说念主来说着实抑遏。依竺的倡导，如保姆每天来一两个小时或半天，每月出30元即可。但陈汲坚决不快乐，此事遂加扬弃。
1972年4月，竺家终于请了一位仇姓女保姆（镇江东说念主），帮衬打扫作念饭。配偶两东说念主的生存状态有所改善。
赴西洋期间的大采购
与其他学者比较，竺可桢在物资生存方面并不算谨慎，不外他也有我方的爱好。对此稍作张开，似有助于读者更为立体地了解竺可桢乃至同期代学东说念主的生存处境。
使命之余，竺可桢颇爱摄影，诚然谈不上专科，但出去旅游或公役时老是会拍上一些。1946年11月，他赴巴黎插足勾搭国教科文组织建立大会，之后转说念瑞士，后至英国，再坐汽船赴好意思打听，第二年6月才回到上海。这一次西洋之行，是他从哈佛毕业归国之后，出境时期最长的一次。
期间竺可桢在日内瓦购置了不少东西，其中一件就是以2050瑞士法郎购得的康泰时（Contax）Ⅲ型相机。
这款全新的相机，还没回到国内，便被竺可桢在好意思国转手卖掉。这是因为他方案在好意思国购一台雪柜，惦记手上的钱不够，另一方面，“亦以在中国已有Volklander尚可支吾，且Contax所照系35mm，嫌小”。（《竺可桢全集》10，410）日志中所写的Volklander，应为福伦达（Voigtländer）之误，为那时德国着名的相机品牌。
其后竺可桢又有了一台康泰时相机。1954年4月16日晚，竺可桢阅读该相机的证实，因为他弥远拍不好像片，合计还不如以前用的“Kodak3.5”。这里他所指的是1947年在好意思国以75好意思元所购得的Kodak3.5镜头。
1954年9月，竺可桢奴隶陈毅副总理等赴德插足民主德国建立五周年的记挂举止，期间获赠康泰时D型相机一架。这是那时极为先进的一款单反相机，价值在2000马克以上，竺可桢亦觉礼物着实太重，“但又不好推辞”。第二年1月10日，他将这台相机寄给了女儿。
竺可桢1946年在瑞士期间，还以445瑞士法郎购买了一块浪琴腕表。其后他一直戴这块腕表，一用就是二十多年。他那次在瑞士表店共买了四块腕表和一个闹钟，其中一块女表（450瑞士法郎），一块小孩用的镀金表（55瑞士法郎），赫然是送妻女的。
到1970年，此表尚可使用，“每天快一分钟，惟面上数量字小半已看不清。”当年6月28日，竺可桢终于换了一块新表，以322元购置了瑞士西马（Cyma）牌的“舟师之星”（NavyStar）。
竺可桢对西马腕表的印象很好，因为在戴那块浪琴表之前，他终年使用的就是于1926年傍边购入的另一块西马腕表。算起来，那块西马表也用了近20年，起头价为14元。（《竺可桢全集》8，382）
1946到1947年那次远游西洋，竺可桢不仅到瑞士买了相机和腕表，还在好意思国添置了不少大件，是他平生最为赔本的一次采购，最主要的就是为女儿竺梅买钢琴。
竺梅就读于重庆国立音乐院时，主修课目便为钢琴，父亲身然想为她买一架手脚礼物。（《竺可桢全集》8，310）
1947年4月21日，竺可桢先至波士顿购买了一台通用电气所制的电雪柜，价钱179.75好意思元。隔了一天，他又与赵元任配偶沿途至Boylston街162号的M.Steinert&Sons钢琴店。该店为好意思国最老牌的斯坦威钢琴专卖店，至今尚存，不外竺可桢嫌斯坦威太贵（1150好意思元），而选了一架Everett20钢琴，价钱为680好意思元。
26日，竺可桢得知当月30日有总统邮轮公司的WillisVickery邮轮将开往上海，便商定将扫数东西装箱送船。28日，他再至华盛顿街，买下短波收音机（179.5元）和电影放映机（450元），这些应该王人是为学校所代购的开采。
29日，竺可桢又赶至JordanMarshall市场，买了一台真空吸尘器（64元），并为女儿竺安购了一辆自行车（52.5元）。他称“自尔后所缺者只SingerSewingMachine胜家缝纫机，不拟再购东西矣。”
第二天，竺可桢行将此行所购的书五箱，雪柜、钢琴、收音机及电影放映机各一箱，总共重一吨，寄托WillisVickery邮轮，运往上海。
九箱货色6月18日便抵沪，然海关刁难数月，经时任浙江大学总务长谢家玉险阻奔跑，才于9月取得入关准许证，10月27日送抵杭州。
第二天开箱之后，竺可桢发现“钢琴因装箱不好致碎裂甚形严重，因钢琴未加锁致盖落下伤及里面，有一黑键已跌下”，只能暂时放到会客室中闲置。
过了三个月，上海中央钢琴制厂厂长兼工程师王定安专程来杭修理钢琴。据王所言，“此琴在上海值一亿五千万元，因中国平允之琴也要一亿元傍边云”。
琴虽修好，但竺梅早已与丈夫远赴朔方。48年1月20日，竺可桢即请浙江大学的李树化副教悔来看琴。
李树化后生时期就学于里昂中法大学及里昂音乐院，归国后耐久任教于杭州国立艺术院，并担任音乐系的负责东说念主，其间创作了多首钢琴曲，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代作曲家”。抗驯顺利后，他于1946年赴浙江大学担任法文与音乐副教悔，还曾担任浙大齐唱团的导师。1956年，在取得中、法两国政府的快乐后，李树化携全家赴法国假寓。
本日，李树化在试弹此琴后合计声息不甚佳，“因声调尚未调正也”。他随后即教竺的另一个女儿竺松以弹琴之法，为她开了发蒙课。之后一段时期，李树化常到竺可桢家中为竺松和竺宁教悔弹钢琴。不外两东说念主对钢琴的趣味趣味王人不是很大，学习亦无疾而终。
竺可桢到中国科学院任职之后，这架钢琴也随着运到了北京，然家中无东说念主弹琴，终年处于陈列状态。到了1967年10月，因竺家要将屋子腾出一部分还给中国科学院，无处摆放此琴，竺便将它捐给了科学院下属的芳嘉园幼儿园。
购置耐用消费品
晚年，竺家还添置了几件全球电，领先是雪柜。71年7月28日，竺可桢之妻陈汲去北京百货大楼买了一台小号雪柜，价钱575元，乃北京医疗器材厂所出产的F70号雪柜。以前竺家在北京所用的一直是“土雪柜”，依赖东说念主工放入冰块。
据老北京东说念主的回忆，当年北京使用的“土雪柜”为外表木制、内铺铅皮，体式像咫尺的保障柜，里分两层，表层为冷藏食物用，基层则有冰槽，用来放入购来的冰块。
以往，北京的冰窖会有益送冰上门，尚算简单。到60年代后期，冰窖住手了服务，要各家我方去取冰，这对竺可桢配偶来说就尽头抑遏了。
在竺家，雪柜仍是是极为必要的用品，据竺可桢言，“践诺北京夏天为家用小菜尚有雪柜需要，多病的东说念主更需要雪柜，因为若干药物不宜在高温中。而今天房间温度竟日在30°—28°”。故尽管在那时的氛围下，买这么一台价高而“洋气”的家电可能会受东说念主指摘，竺可桢照旧决定下单购入。
那时的雪柜极为耗电。当年9月4日，竺可桢记录说念，以前夏天他们家每月用电不外十多度，付一元七八角钱（一度电的价钱16分），买雪柜之后，8月一个月用电即50多度。换算下来，这么一台小雪柜，每天需要消耗一度多电。
1973年头，竺可桢又决定买一台电视机，因其女儿竺松一家也回到了北京，全家东说念主可以借此共聚。4月16日，竺的书记沈文雄告诉他，中国准备向日本购一批彩色电视机，每台1300元，科学院分到四台，竺可桢快乐登记购买。
中国之是以在那时外汇病笃的情况下有益入口彩电，是因为五月一日奇迹节期间，中央电视台要以实验形式播出彩色电视节目。这批电视机共900台，分配到各个部门，据陈汲所述，唯独酬酢部和中国科学院分到了四台，其他单元王人唯惟一二台。（《竺可桢全集》21，382）
4月23日，在入院一月之后，竺可桢回到了家中，热枕大好。令他愈加得意的是，新买的彩电也仍是装好。本日晚上7点，全家便沿途围看了电视。
尔后，竺可桢常会在晚上看些新闻节目，但时期不长。6月7日，竺可桢不雅看了毛主席接见越南代表团黎笋、范文同的新闻。7月20日，他听闻晚上7点有毛主席接见杨振宁的镜头，但翻开电视机的时候仍是7点20分，只能“但愿明日有彩色电影的镜头可能看到”。
1973年7月，竺可桢又以2600元的价钱买了一台空调。过程几天时期的调试，8月1日，机器终于装好。晚上他翻开空调，“在驱动训练时，头十分钟室温从30°降至29°，一度之差，再过二十分钟莫得多大变动，而室内空气流动很昭彰，况兼声息大，对耳聋的像我也可听见，是以晚上是不开着的，只能以到临睡时开半小时。”
这台空调的质地如斯一般，价钱在那时却可算天文数字。竺家有积年蕴蓄两万元，即便如斯，对素性省俭的他来说，这也不是一件小事。竺可桢下决心买下空调，主要照旧因为体格过于孱弱，仍是无法隐忍北京夏令的高温了。